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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私募股权创投基金设置股权回购条款的，做到相关安排科学合理，退出目标综合多元，不利用回购安排违规从事借贷、明股实债等非私募基金投资活动，也不签订其他明显偏离股权投资属性、权利义务设置明显不合理的股权回购条款。触发回购条件后，管理人应加强与投资者、回购义务人等相关方沟通，对宏观经济、产业环境和行业政策等外部因素的影响进行充分评估，管理人代表基金行使相关权利时应当充分考虑对回购义务人和私募基金行业带来的影响。鼓励已设置以上市目标为回购条款触发条件的私募股权创投基金与回购义务人友善协商、从长计议，通过调整回购目标、延长回购期限、下调回购利率（如有）或者解除股权回购协议等方式妥善解决利益分歧，支持实体企业渡过难关、发展壮大，为实现企业健康发展和基金长期回报奠定基础。

　　在这个“困境基金大退出”时代，“对赌回购”作为投资机构手中为数不多的“救命稻草”，被广泛运用到市场交易中。据研究，国内一级市场投资活动中“回购条款”的应用率已经超过了90%。而应用范围的泛滥直接加剧了一级市场上创业企业和投资机构之间的矛盾和冲突，随之而来的是围绕两者之间在公司治理、资产估值、争议解决等领域的复杂斗争。2024年8月份，人民法院报刊登的一份既不是法律，也不是司法解释的法院内部问答——《法答网精选问答》（九），提及认为回购权存在6个月的行权期间，这本应只是非常细节的法律技术问题，且尚存较大争议，但轻松在一夜之间引爆全网关注，笔者也吐槽了一句“一觉醒来，法院通知，你的回购权失效了”。随后民商法领域的各路学术泰斗均下场争论回购权的法律性质之争，不可谓不热闹。也足见，回购权这一话题，可能已经不再是行业内的热点话题，而已经随着创新创业对国民经济的影响，成为一个举足轻重的社会话题。

　　提出了对回购权进行分类的方法，并针对不同类型的回购权提出了不同发展方向的建议。在本文中，笔者提出回购权带来的错误循环，依靠市场本身是无法处理的。一如在每一个具体的个案中去讨论回购权时，我们往往带有非常鲜明的立场，要么代表投资机构认为回购不可否定，要么代表创始人认为回购是万恶之源，进而陷入公婆论理的无聊口水之争。笔者撰写本文是希望提供一种新的视角，当我们从错误循环的“当局者”身份跳脱出来后，会发现在这场错误循环里，其实根本没有人受益。创始人用高估值骗机构钱，但被回购傍身最终骗了自己。投资机构用回购骗自己投资安全，但执行不能最终也是骗了自己。所以各方都其实都在玩一场自己骗自己的游戏，谁也没多高贵。同样，这种错误循坏里，单一的市场主体也是没有办法自己救自己的，可能只能依赖其他力量。

　　其次是行政力量，也是笔者抱有最高期待的力量。国家支持股权投资、创业投资的发展，背后原因除了股权投资、创业投资的金融负外部性弱无需严格监管以外，更重要的是为了打破传统金融无法有效为创新技术和产业提供支持的困局，通过股权投资和创业投资来鼓励和支持创新创业，降低创新风险，支持社会长期稳定发展。因而对市场上的股权投资提出了耐心资本、长期资本及资本向善的要求，是国家行政力量鼓励和引导的方向。但回购权的滥用不应当是创业投资的本质，其带来的对创业者和创新力量的负面作用应当要被严肃认真对待。具体而言，如果一家创业投资机构长期将回购视为是主要退出渠道，那么他的行为应该要考虑予以政策上的负面评价，即虽然其有创业投资之名，但不应当享受相应的扶持性政策，如税收优惠政策、减持优惠政策等等。这样既没有对回购权的法律效力做负面评价，市场仍然有一定自治空间，也能够起到一定的引导作用，让市场对回购抱有一定谨慎态度。

　　再次是行业自律力量。目前创始人群体非常分散，除上市公司协会等之外并没有非常有效地自律组织，因此往往都是个体和投资机构作战，无法形成有效的对抗机制。期待发改委新成立的民营经济促进局可否起到一定的类似行业自律组织的作用，组织创始人群体在面临回购权时有一定的共识基础。投资机构群体则有自己的行业协会，如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及各地的创投协会等等，这些行业自律组织可以组织形成有效的行业最佳实践，探索适合行业健康发展的回购权条款示范文本。

　　其次，我们可以从“ 服务创新 专业耐心 审慎合理 善化分歧”四个方面来解读基金业协会向全行业发出的呼吁。服务创新指的是PE/VC行业应当时刻认识和坚持自身的行业形象及历史使命，是服务于科技创新、产业创新、社会发展和经济发展，并且日益成为国际竞争中不可或缺的“催化剂”。专业耐心指的事PE/VC机构要充分发挥自身专业水准，提升价值发现、主动管理和估值定价能力，不要过分依赖回购条款而掩盖自身专业判断能力或管理能力不足的问题，将风险全然转嫁给创业企业和创业者。审慎合理是呼吁行业在使用回购条款时要把握好尺度，不利用回购条款来规避监管要求，也不利用回购条款来从事显示公平的商业交易。善化分歧指回购条款触发后，要综合考虑各方利益，结合内外环境和企业自身状况，从支持实体企业共渡难关角度出发，提出能够化解各方利益分歧的方案（对大多数情况而言，支持企业发展可能才能最大程度解决各方的利益）。笔者认为这四方面是非常系统的，也是非常中肯的。